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专列一章进行部署，“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是其中一项单列的制度内容。十九届中纪委四次全会报告也对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构建，作出具体明确安排，这充分说明，一体推进“三不”事关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压倒性胜利的重要方略。
一体推进“三不”，要求准确把握三者间的关系。“不敢腐”是前提，“不能腐”是关键，“不想腐”是根本，三者层次有别，治理层次从“标”至“本”，看似是一个逐步递进深入的过程，然而在互相作用的机理方面，要求一体推进，而非“分阶段”论。在保持反腐败力度不变，节奏不减的前提下，深入开展案件剖析，寻找案发漏洞根源，补足制度管控上的短板不足，则不仅保持了“不敢腐”势头，同时也进一步扎紧“不能腐”笼子，运用典型案例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不断释放案件查处震慑力，将“不敢”、“不能”的累加效用转化为“不想”的思想防线，一体推进“三不”交融互通，最大化实现反腐败斗争策略效能。
一体推进“三不”，要求树立整体观思维。纪检监察机关围绕监督专责履职，虽然各项业务有别，但应当具备整体联接思维。比如日常监督检查，看似与一体推进“三不”无直接关联，但只要做细做实监督，靶向准确一针见血，就能让违规违纪的“苗头”“手脚”无处藏身，因监督本身蕴含的震慑力，因发现问题要求整改的纠错力，因典型问题通报产生的传播影响力力，完全契合“三不”贯通作用机理，是一体推进“三不”构建的具体例证。
一体推进“三不”，要求做好查办案件的“后半篇文章”。案件查办是实现“不敢腐”的集中体现，但如果仅把案件的办理完结视作工作终结，则违背了一体推进“三不”的内涵关联。当然办案工作千头万绪，对执纪执法能力有较强的挑战，但忽视办案的“后半篇文章”，则无异于使办案成果打了折扣，办案效能遭了折损。在实务中，要注重案件办理后，对案发原因、漏洞的思考，及时总结案发经验教训，透过客观全面地案件剖析，找准案发症结和对策，通过纪律检查建议、监察建议，把对案件查办分析得出的成果转化为预防同类案发的制度成果，延伸“不敢腐”至“不能腐”，借助以案促改常态化机制运作，加大案件查办整改力、影响力，切实达到标本兼治的一体效果。
一体推进“三不”，要求“不想腐”要做到有的放矢。“不想腐”是“三不”最高境界，是反腐败斗争的终极目标。在实务中，“不想腐”的完成形式多以思想教育、纪法宣传为主，就内容手段看，较“不敢腐”、“不能腐”的作为模式显得软性而单调，但在实质意义上却指向终极目标。这种形式与意义一定程度的反差，必然要求“不想腐”不能只停留在单调的说教和普遍意义的宣传上，而要有的放矢，整合“不敢”、“不能”的效能，达到最后的效能累加放大。具体而言，在运用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上，要以入脑入心为“不想”的前提，而非泛泛而谈，走走过场了事。“不想”解决的是思想开关的问题，具有源头性决定性作用，依靠案例警示一定程度能达到提醒教育的功能，但在决定“怎么想”的问题上还不足以达到“不想”的功用。这也说明，“不想”的内涵其实远非单纯意义上的思想宣传所能涵盖，其还包括了对“三不”一体关联性认识的集成。即对“不敢”怎么看，对“不能”怎么想，进而形成“不想”的最后层次。这也表明，在整合“不敢”、“不能”效能达到“不想”的过程中，是一个量变转质变过程，没有对“不敢”、“不能”量的积累性认识，要完成“不想”的终极飞跃，是违背唯物主义辩证规律的。这也要求对“不想”的思想教育在有的放矢的基础上，绝对不能停留在单一、被动的模式载体上，而是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打通“三不”内在关联，激发“不想”质的飞跃。
一体推进“三不”既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纪检监察机关只有把一体推进“三不”贯穿于监督履职全过程，才能在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体系的不断完善构建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