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周某，A公司（国有独资公司）董事长。郑某，B公司（私营企业）法定代表人。韩某，C公司（私营企业）法定代表人。2012年5月，周某因炒股亏损，急需资金补仓，遂与郑某商议想以B公司的名义向A公司借款250万元，B公司再将所得借款转给周某，郑某同意。2012年6月，在未经董事会集体决策的情况下，周某以A公司的名义与B公司签订借款合同。随后，周某要求A公司财务人员给B公司转账250万元，B公司又将250万元转账给周某，周某将该笔款项用于个人炒股。后周某炒股一直亏损。2016年2月，审计要求A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方弈霏制图：王婵图为广元市纪委监委第九审查调查室工作人员围绕付健案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史佳亮 摄　　特邀嘉宾　　张宏彬 广元市纪委监委第九审查调查室主任　　刘顺波 广元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　　邓全昌 广元市青川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王建萍 广元市青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编者按　　本案中，付健在任广元市昭化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昭化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期间，带头违纪违法，多名教育局干部、校（园）长、教师因违纪违法问题被处理，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对其

【典型案例】李某系某市副市长，张某系某私营企业老板。2015年，李某应张某请托，利用其担任副市长的职务便利，为张某承揽该市工程项目提供帮助。张某据此获得巨额利益。2015年底，张某为了感谢李某提供的帮助，以帮助李某获取高额利息为由，向李某提出借款1000万元用于转贷，并承诺保障李某本金的安全以及月利率3%的收益。2016年1月，张某收到李某转来钱款1000万元。2019年6月，李某退休。2019年7月，李某从张某处收回本金1000万元，并获利息1260万元。经查，2016年7月至2019年6月，

【典型案例】A行为某地方国有控股城市商业银行，其领导班子成员均为受国有投资方委派在A行从事公务的人员。2021年，为增加存款量，A行引进B股权基金合作项目，约定由A行担任基金托管行，收取托管费，A行向优质客户及本行部分员工推荐该基金（A行领导班子成员均有购买），但不承担基金的投资风险，该基金最终募集资金1亿元，其中A行内部员工投资占40%。后因B股权基金投资的企业经营情况不佳，基金出现兑付危机，此时，适逢A行准备上市，部分投资人提出要求由A行兑付该基金，偿还投资人本息，否则将以其他手段影响其上市

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均系行为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他人财物。两罪均表现为行为人在请托人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起到斡旋作用，在构成要件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行为可能存在交叉、竞合。笔者认为，区分这两个罪名应从以下几方面把握。一、主体方面从犯罪关系看，两罪一般为三方关系：行贿人（行贿+请托）——受贿人（受贿+转请托）——被转请托人（被转请托+用权）。斡旋受贿作为受贿的特殊类型，被转请托人用权的根源在于受贿人的职权影响，受贿人及被转请托人的身份必须均是国家工作

【典型案例】甲为A市某单位“一把手”。乙为甲的胞弟，高中毕业后一直无业。甲乙二人曾商议，甲来负责“当官”，乙来负责“赚钱”，由乙照顾好父母。甲自担任某单位“一把手”后，经常携乙参加各种饭局，把乙介绍给自己下属，并表示乙在做生意，让下属“照顾”。后乙多次直接找到甲的下属丙和丁，在工程承揽、人事安排、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共1000万余元。整个过程中，甲没有就具体请托事项向丙、丁打招呼。后甲之子购房，甲让乙支付200万元购房款。此外，乙负责甲乙父母的购房、医疗、保姆等费用。【分歧

【典型案例】甲，中共党员，某区建管委副主任，分管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工作。乙系个体建筑商，在甲所任职的辖区内承接建筑工程。2010年，甲在检查乙承接的工程施工现场时发现扬尘太大等问题，遂要求其整改，乙找甲帮忙，甲予以关照，两人因此结识。在交往过程中，甲提出今后如有工程可以给他推荐的人来做，乙答应。2015年，乙承接了甲所任职辖区内的某绿化景观工程，系某市属国企在该区开发的住宅小区的配套工程，乙将相关情况告知甲，甲提出让其外甥丙来做，乙同意，并帮助丙顺利中标。丙通过承接该工程从中获利200多万元

在办理受贿犯罪案件过程中，笔者发现，有的案件中，受贿人为规避惩处，往往“受而不收”，即不直接占有行贿人所送的财物，而是与行贿人约定由第三人甚至行贿人本人保管财物，还有的请托人就行贿数额向受贿人作出虚假承诺。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受贿罪成立的客观构成要素，实践中，对此类本人未实际取得财物，或存在请托人虚假承诺等行为定性，以及犯罪既未遂形态认定值得探讨。笔者认为，判断的关键在于受贿人能否实际控制财物。本文对相关问题进行探析，以供讨论。一、约定由行贿人保管财物的，若受贿人实际控制则认定为既遂受贿人接

【典型案例】赵某，某县副县长，与商人李某经济往来甚密。同时，赵某还多次利用职务便利为商人孙某谋取利益。2019年1月，李某因需要资金周转向赵某借款10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利2%，一年后一次性收回本息。2020年1月，李某因经营公司濒临破产无法还款，赵某为收回本息，表示可以帮李某联系向他人借款，用于偿还其对赵某的债务，李某同意。赵某遂将上述情况告诉孙某，孙某为感谢赵某之前对其的关照，表示愿意借款给李某。后经赵某居间介绍，孙某打款124万元给李某，李某出具借条给孙某，约定一年后还款。李某得款次日，即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规定，委托理财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行为。在这一类型受贿中，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之间在形式上存在“委托理财”的经济关系，受贿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从而给犯罪认定带来诸多难点。笔者结合实践，对委托理财型受贿认定的有关问题进行探析。一、委托理财型受贿行为的认定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