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刘某，中共党员，某县农业农村局会计。2019年6月，刘某认识了当地一个小额放贷公司的老板于某，得知从事小额放贷获利颇丰，于是提出拿点钱到于某的公司放贷。由于刘某全部积蓄已用于购房，为了凑钱，他以有急用为由，向同学张某、王某各借了5万元，将共计10万元投入到于某的公司放贷。2019年10月，见收益不错，刘某又从保管的单位资金中取出30万元，用其中10万元还给张某、王某，但并未告知张某、王某是公款，其余的20万元继续拿给于某放贷。2020年8月于某的公司倒闭，于某跑路，刘某的钱没追回来。

函询工作是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的方式之一，是对干部一般性违纪违法问题的反映，用发函的形式由干部本人作出解释说明。函询工作是推动“第一种形态”常态化的重要做法。把好思想政治引导关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现在函询全过程，是实现情、理、纪、法贯通融合，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是实事求是说明问题。党员干部接到函询通知后，最重要的就是向党组织如实、清楚地说明问题。把所反映的问题讲清楚，是被函询人对党忠诚老实、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既不能敷衍塞责、避实就虚，更不能提供虚假情况、刻意隐瞒。二是学会换

【典型案例】2020年3月，张某因涉嫌非法制造发票罪被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张某朋友许某请托派出所所长朱某，并贿送15万元请其帮忙协调不予批准逮捕张某。朱某联系检察院侦监科科长王某帮忙，王某当时应允。几天后，王某看过卷宗表示案件有难度，但仍有操作空间，朱某遂送给王某6万元，王某以张某系从犯，无逮捕必要为由未予批准逮捕张某。朱某未将许某请托事宜告知王某，也未将协调王某办理此事告知许某。【分歧意见】本案中对于朱某收受15万元后又送予王某6万元的行为如何定性产生分歧。第一种意见：朱某收受许某15万元的

实践中，党员干部将本应由其个人支付的费用在本单位报销，或者交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报销的现象易发多发。要准确认定该类行为的性质，需结合报销钱款来源、报销动机等因素，紧扣违纪及违法犯罪构成要件予以精准认定。一、准确把握违纪与违法犯罪的界限。违规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以下简称违规报销个人费用），侵害了国家公权力的廉洁性，触犯了党纪国法，违反了党的纪律甚至违法犯罪。虽然违法必先破纪，但两者构成要件及处分依据不同，对违规报销个人费用的行为，要么认定为违反党的纪律，要么认定为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不存在违

【典型案例】张某，男，中共党员，A省原保监局局长。刘某，女，非国家工作人员，系张某特定关系人。2011年，刘某与时任B省保监局局长的张某相识并发展为情人关系。2015年10月，张某调任A省保监局局长，刘某随张某一同到A省。张某在A省认识了辖区内从事保险业务的韩某，双方商定：由张某为韩某经营的保险项目提供帮助，韩某成立公司并给予张某15%的干股，并以干股名义给张某分红。之后，张某告知刘某自己将和韩某合作开展医疗方面的保险业务，不用实际出资，可以获得分红款，需要以刘某的名义持股。2017年4月，刘某

【典型案例】赵某，甲县教育局局长；钱某、孙某，甲县乙小学教师，三人均系中共党员。2019年初，赵某接受钱某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钱某提拔为乙校副校长提供帮助，收受钱某10万元。同年5月，赵某以过生日为由邀请钱某到家中参加聚会。钱某随后自行决定给其同事孙某打电话，称赵某邀请他们二人去赵某家过生日。钱某与孙某各出资1.4万元购买了一块手表准备送给赵某（案发后，该手表经价格认定为2.8万元）。两人来到赵某家中，钱某拿出手表送给了赵某。案发后，据孙某交代，其出资1.4万元是想与赵某拉近关系；据钱某供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查组应当形成被调查人到案经过及量刑情节方面的材料。实践中，前款内容一般由监察机关出具到案情况说明进行体现。到案情况说明能够完整反映办案经过，是司法机关认定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的重要证据材料。对于到案情况说明的审核，应注意以下几点。审核到案情况说明的规范性。需审核到案情况说明是否由2名以上调查人员签名并加盖监察机关印章。对于从其他卷宗复印过来的到案情况说明，需要审核是否注明复印件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制作人员和原调查人及单位是否签名和盖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查组应当形成被调查人到案经过及量刑情节方面的材料。实践中，前款内容一般由监察机关出具到案情况说明进行体现。到案情况说明能够完整反映办案经过，是司法机关认定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的重要证据材料。对于到案情况说明的审核，应注意以下几点。　　审核到案情况说明的规范性。需审核到案情况说明是否由2名以上调查人员签名并加盖监察机关印章。对于从其他卷宗复印过来的到案情况说明，需要审核是否注明复印件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制作人员和原调查人及单位是否签

约定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约定收受或索取财物，但至案发并未实际占有相关财物的情形。约定受贿不是一种法定的受贿类型，在我国刑法中亦无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却大量存在。根据约定受贿人是否着手实施受贿行为及实际控制财物，可认定约定受贿不成立犯罪、受贿罪未遂或受贿罪既遂。现结合实践中常见的几种约定受贿情形，对如何准确认定其犯罪形态作简要阐述。　　单纯达成行受贿合意的行为不是“着手”，不应对约定受贿人进行刑事处罚　　一般认为，当行为产生了侵害法益的具体危险时就是“着手”。根据

【典型案例】　　赵某，甲县教育局局长；钱某、孙某，甲县乙小学教师，三人均系中共党员。　　2019年初，赵某接受钱某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钱某提拔为乙校副校长提供帮助，收受钱某10万元。同年5月，赵某以过生日为由邀请钱某到家中参加聚会。钱某随后自行决定给其同事孙某打电话，称赵某邀请他们二人去赵某家过生日。钱某与孙某各出资1.4万元购买了一块手表准备送给赵某（案发后，该手表经价格认定为2.8万元）。两人来到赵某家中，钱某拿出手表送给了赵某。案发后，据孙某交代，其出资1.4万元是想与赵某拉近关系；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