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袁某，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17年至2020年，工程老板陈某陆续承接袁某管辖范围内多个政府工程，袁某未提供帮助。2018年1月，陈某因工程建设需要，向袁某提出借款需求，承诺按年利率20%支付利息。袁某为赚取利息，决定出借家庭资金50万元。同时，袁某将陈某借款需求及承诺利率告知其妻弟王某（非党员、非公职人员），王某亦出资50万元请袁某一同借予陈某，2018年2月，袁某通过王某账户将100万元转至陈某的银行账户，并以王某的名义与陈某签订书面借款协议。截至2020年案发
审理谈话是案件审理部门履行审核把关、监督制约职责的重要方式，在保障被审查调查人权利、巩固和提升案件质量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实践中，要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审理谈话，增强审理谈话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效提升审理谈话质效。精准界定审理谈话的功能定位。根据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监察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开展审理谈话，就是要核对被审查调查人违纪违法以及涉嫌犯罪的事实，听取其辩解意见，了解有关情况。与审查调查工作的谈话不同，审理谈话不是对被审查调查人违纪违法事实的取证，而是从程序上告知权利义务、核对违纪违法事实、听取
【典型案例】王某，S市甲国企总经理。2016年，王某与控制多家私营企业的私企老板刘某通过业务相识，此后，二人开展合作拓展新能源汽车租售等业务。2017年至2019年间，王某明知刘某不具资金实力、不善经营管理且缺乏履约能力，仍利用全权负责经营管理的职务便利，违反甲国企经营管理制度，直接或通过中介公司与刘某控制的私企开展新能源汽车的租赁、购销业务，采取违规收取商票并贴现、违规先提车后付款、零利润销售等手段滥用职权，致使甲国企无法收回汽车销售款及租赁款，最终导致经济损失达4亿余元。2016年年底，王某
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违规收礼案件时，会遇到党员干部主动上交所收财物情形，对此有时采取登记上交方式处置。实践中，主动上交与登记上交概念较易混淆。笔者尝试对主动上交财物三种不同情形下的行为认定和涉案财物处置进行分析，以厘清主动上交和登记上交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一、党员干部存在收受财物问题，本人主动上交财物，其违纪行为和违纪所得被查实。这是实践中主动上交财物的常见情形，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经初步判断需要立案审查调查的，可以
【典型案例】周某，A公司（国有独资公司）董事长。郑某，B公司（私营企业）法定代表人。韩某，C公司（私营企业）法定代表人。2012年5月，周某因炒股亏损，急需资金补仓，遂与郑某商议想以B公司的名义向A公司借款250万元，B公司再将所得借款转给周某，郑某同意。2012年6月，在未经董事会集体决策的情况下，周某以A公司的名义与B公司签订借款合同。随后，周某要求A公司财务人员给B公司转账250万元，B公司又将250万元转账给周某，周某将该笔款项用于个人炒股。后周某炒股一直亏损。2016年2月，审计要求A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方弈霏制图：王婵图为广元市纪委监委第九审查调查室工作人员围绕付健案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史佳亮 摄 特邀嘉宾 张宏彬 广元市纪委监委第九审查调查室主任 刘顺波 广元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 邓全昌 广元市青川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王建萍 广元市青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编者按 本案中，付健在任广元市昭化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昭化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期间，带头违纪违法，多名教育局干部、校（园）长、教师因违纪违法问题被处理，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对其
【典型案例】李某系某市副市长，张某系某私营企业老板。2015年，李某应张某请托，利用其担任副市长的职务便利，为张某承揽该市工程项目提供帮助。张某据此获得巨额利益。2015年底，张某为了感谢李某提供的帮助，以帮助李某获取高额利息为由，向李某提出借款1000万元用于转贷，并承诺保障李某本金的安全以及月利率3%的收益。2016年1月，张某收到李某转来钱款1000万元。2019年6月，李某退休。2019年7月，李某从张某处收回本金1000万元，并获利息1260万元。经查，2016年7月至2019年6月，
【典型案例】A行为某地方国有控股城市商业银行，其领导班子成员均为受国有投资方委派在A行从事公务的人员。2021年，为增加存款量，A行引进B股权基金合作项目，约定由A行担任基金托管行，收取托管费，A行向优质客户及本行部分员工推荐该基金（A行领导班子成员均有购买），但不承担基金的投资风险，该基金最终募集资金1亿元，其中A行内部员工投资占40%。后因B股权基金投资的企业经营情况不佳，基金出现兑付危机，此时，适逢A行准备上市，部分投资人提出要求由A行兑付该基金，偿还投资人本息，否则将以其他手段影响其上市
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均系行为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他人财物。两罪均表现为行为人在请托人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起到斡旋作用，在构成要件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行为可能存在交叉、竞合。笔者认为，区分这两个罪名应从以下几方面把握。一、主体方面从犯罪关系看，两罪一般为三方关系：行贿人（行贿+请托）——受贿人（受贿+转请托）——被转请托人（被转请托+用权）。斡旋受贿作为受贿的特殊类型，被转请托人用权的根源在于受贿人的职权影响，受贿人及被转请托人的身份必须均是国家工作
【典型案例】甲为A市某单位“一把手”。乙为甲的胞弟，高中毕业后一直无业。甲乙二人曾商议，甲来负责“当官”，乙来负责“赚钱”，由乙照顾好父母。甲自担任某单位“一把手”后，经常携乙参加各种饭局，把乙介绍给自己下属，并表示乙在做生意，让下属“照顾”。后乙多次直接找到甲的下属丙和丁，在工程承揽、人事安排、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共1000万余元。整个过程中，甲没有就具体请托事项向丙、丁打招呼。后甲之子购房，甲让乙支付200万元购房款。此外，乙负责甲乙父母的购房、医疗、保姆等费用。【分歧